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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上标志是指摆放、竖立、营建或垒筑于墓葬地表以标志墓葬位置或表达祭祀礼仪等的遗物或遗迹。据文献记载，我国中原地区的墓葬在殷周及以前是不设置任何标志的［1］，至春秋时期，方有垒筑封土作为坟丘的记载［2］。而从考古材料来看，早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就出现了排列有序的氏族公共墓地。试想，当时若没有在地表设立任何标志，这种整齐划一的局面是很难形成的，这一点陈星灿在相关研究中已作了推测［3］。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北腹地的甘肃、青海地区的人们就开始在墓葬地表设置标志，特别是甘肃临潭县磨沟墓地的发现，更是将坟丘作为地上标志的出现推进到了齐家文化时期［4］。本文试以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材料为基础，对该区域的墓上标志现象作初步探讨，不正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区化后经过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的地区性考古学文化。目前，学术界将马家窑文化大致分为前、后两段，即马家窑类型阶段和半山—马厂类型阶段。
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墓葬材料发现较少，公开发表的也不多。甘肃兰州王保保城址内发现1座［5］；青海乐都县脑庄清理1座［6］；青海民和县核桃庄发现1座［7］；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资料并未公布，从相关论述中获悉约21座［8］；青海同德宗日墓地有48座［9］。几处墓地综合起来总计70余座，报告中提及墓上标志相关信息的仅见于青海同德宗日墓地。
宗日墓地位于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班多村和卡力岗村间的黄河北岸。据发掘简报介绍，宗日墓地流行二次扰乱葬，初次埋入后在墓葬上面堆放石块作为标志，已经扰乱后的填土中往往夹杂原为标志的石块，以及葬具焚烧后的木炭、草灰、烧土块、散乱人骨及破碎陶器等［10］。从简报刊布情况看，该墓地为了准确定位墓葬位置，盛行立石为标志。因未公布具体数据，没有办法进行统计分析。
半山—马厂类型时期，甘肃、青海境内已有不少墓地经过科学清理和发掘。甘肃地区主要有兰州土谷台、兰州花寨子、兰州红古下海石、广河地巴坪、永昌鸳鸯池等，青海地区主要有乐都柳湾、民和阳山、民和马牌、循化苏呼撒、同德宗日等。其中，已刊布材料中涉及墓上标志的有红古下海石、永昌鸳鸯池和乐都柳湾三处。
红古下海石遗址清理了33座马厂类型时期的墓葬，均为洞室墓，报告介绍在T1、T2、T3和TG9、TG10的②层下即M33、M34上部以及M23、M31上部各出一组堆放在一起的陶器，多位于墓室或墓道的上面，可能与后期祭祀有关，发掘者经过对墓地布局、无叠压打破现象的观察，进一步指出，该墓地可能有墓上标志［11］。统计结果为，这种在墓室或墓道表面放置了陶器的墓葬占墓葬总数量的12.12％（表一）。
鸳鸯池墓地共清理半山—马厂时期的墓葬176座，有些墓葬在死者头向一端的墓口边上陈放陶器，同时在墓葬填土中也有埋葬陶器的现象［12］。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陶器是祭祀遗留物［13］。作者觉得，这种在墓葬地表放置陶器来表达祭祀礼仪的行为表明墓葬地表原应设置有墓上标志，陶罐是在随后定期祭祀时放置的，尽管陶罐在主观上并非作为墓上标志而设置，但后来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标志墓葬位置的作用。
柳湾墓地发现半山—马厂时期的墓葬1129座，报告中没有关于墓上标志的相关报道，但从墓地布局、流行多人合葬及坑内人骨扰乱状况来看，可能有标志，因为半山期合葬墓中合葬人数多者达6人以上，明显系多次埋葬而成［14］。钱耀鹏从柳湾墓地人骨及随葬品的出土状况出发，对墓地半山至马厂时期墓葬的使用和埋葬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都具备形成坟丘的便利条件，坟丘存在的可能性很大［15］。
齐家文化时期主要墓葬材料有甘肃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武威黄娘娘台、临潭磨沟，青海乐都柳湾等。涉及墓上标志的主要有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乐都柳湾四处。
大何庄遗址前后两次清理墓葬82座，上层43座，下层39座。其中，上层有8座墓葬在墓口脚端放置陶罐（M34～M36、M53～M55、M57、M60），下层仅见M3、M90两座，陶罐一般为双大耳罐、侈口罐组合出现［16］，占比12.2％。还有在墓口堆放猪下颌骨的现象［17］。秦魏家遗址于1959、1960年前后经历两次发掘，发掘墓葬共132座。有一部分墓葬墓口填土中发现随葬的猪下颌骨，多者达68块；也有墓口放置陶器的习俗，如M124墓口放置有陶双大耳罐和陶敛口罐各1件［18］。大何庄、秦魏家遗址这种在墓口放置的陶器和猪下颌骨应是墓上祭祀的遗留物，表明墓葬原应设有地表标志，地表标志被破坏后，墓口放置的陶罐则起到了墓葬标志的作用。
磨沟墓地历经2008、2009年的发掘，已发掘齐家文化墓葬509座。其中，2009年发掘齐家文化墓葬266座，发现带坟丘的墓葬2座。M901为竖穴墓道偏室墓，墓道上方有坟丘，坟丘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剖面近似梯形，长径2.78、短径1.96、高0.54米（图一）。解剖结果为，坟丘堆积共4层：第①层为灰黄色土，黄土较少且分布不均，土质疏松；第②层为黄灰色土，灰土很少且呈斑点状分布，黄土质地细密；第③层为灰褐色土块，分布范围小，夹杂有黄色土粒，土质较硬；第④层为灰褐色土块，夹杂有较多暗红色土粒，土质较硬。第③、④层主要分布于墓道口上方并下延至墓道内。M829的地上坟丘因偏室塌陷而导致坟丘堆土下陷，在坟丘底部还随葬有3件陶器［19］。作为带队发掘者之一的钱耀鹏还指出：“磨沟的竖穴偏室墓大多早已塌陷，不少墓葬的开口部分常常发现不甚规则的圆形花土范围或超出墓道的碎石堆积等现象。现在看来，这些现象应是偏室塌陷后坟丘底部下陷部分的残存。”［20］此外，据新闻报道，磨沟墓地在2008、2009两个年度的发掘中，发现近百座墓葬在其原始地表的一端或一侧立有长条形石块作为地面性标志［21］。这些零星公布的材料表明，磨沟墓地盛行在墓葬开口处竖立石块作为标志，占比约19.65％，同时还出现了坟丘。
柳湾墓地发现齐家文化墓葬366座，报告中没有墓上标志的报道［22］，结合墓地布局、流行合葬及坑内人骨扰乱状况来看，也可能有墓上标志。钱耀鹏对该墓地齐家文化墓葬的使用和埋葬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地表存在坟丘的可能性很大，其形成特点应类似于磨沟墓地的发现，即坟丘主要是利用无法回填的剩余土方堆聚而成［23］。
青铜时代，在甘青境内相继涌现了多支考古学文化，时间上基本是并存发展的，个别略有早晚。比如占据河西走廊西段的四坝文化可能源于当地的马厂类型而与齐家文化在时间上大致相当，结束或许稍晚一些［24］；河西走廊东段的沙井文化可能时代略晚，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25］，其下限已确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而青海地区的卡约文化［26］、甘青交界的辛店文化［27］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28］在年代上基本同时，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29］。这几支考古学文化已积累了部分材料，奠定了举例论证的基础。
辛店文化始于安特生在甘肃临洮辛店村、灰嘴屲、洮沙四时定［30］的调查与发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进行了大量发掘，主要有临夏瓦罐嘴、张家咀、韩家嘴、莲花台、姬家川，东乡唐汪川山神庙，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及小旱地等，合计墓葬430余座。涉及墓上标志的主要为临夏莲花台和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
莲花台墓地发掘辛店文化墓葬18座，发现有类似坟丘的墓葬2座。M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成年女性，墓中填黑黄色土，略高于地表，形成土丘，土丘南侧由10块鹅卵石摆成一排，向墓室倾斜，可能为墓上标志；M9为不规则形土坑墓，墓坑近似三角形，单人侧身屈肢葬，成年女性，骨骼二次扰乱，墓中填土高出地面40厘米，形成一坟丘状土堆，在土堆北侧放置4块鹅卵石，最大一块长70、宽43厘米（图二）［31］。从报告描述看，该墓地应为坟丘和立石相结合的标志形式，占比11.11％。
小旱地墓地清理了姬家川类型和张家嘴类型墓葬367座（包括几座山家头类型墓葬），据发掘者介绍，该墓地流行在墓口放置石块作为标志，发掘过程中地表层揭露时凡是墓口有石块的往往下面的人骨保存完好，而墓口没有石块而填土中有石块的则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扰乱［32］。查阅墓葬描述，统计填土中含有石块的墓葬61座（不含墓室内人骨周围规矩放置的），占比16.62％。
卡约文化墓葬资料较辛店文化丰富得多，主要源自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发掘成果，包括大通县上孙家寨、共和县合洛寺、循化阿哈特拉山与苏志苹果园、湟中县下西河潘家梁、化隆县上半主洼及下半主洼、湟源县大华中庄等，揭露墓葬数以千计，但大多数材料未发表。从有关报道获悉，这一时期的墓地一般选择在距居址不远的高地或山脚下或小山包上，设置祭祀标志［33］。已刊布资料或与之相类似的文章中提及墓上标志的有如下几处。
潘家梁墓地于1981、1982年两次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卡约文化墓葬244座，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偏洞墓为主，还有少量竖穴土坑墓。这批墓葬的墓口旁普遍发现有放置四耳大陶罐作为标志的现象，统计有84个，占比34.43％。陶罐保存较好，端正摆放于墓口旁边，有的还挖一小坑将其固定，罐内没有一点东西，而周围却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墓葬。该墓地T3南壁剖面图上清晰可见陶罐与墓葬的关系（图三）。发掘者根据陶罐的完残程度推测，陶罐可能是埋在封土堆中的；周围分布密集的墓葬说明这些陶罐可能是二次扰乱时举行祭祀的遗留［34］。不管是不是真的存在坟丘，这种在墓葬完成后的后续祭祀中放置的陶器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墓上标志的作用。
苏志苹果园墓地发掘了26座卡约文化墓葬，分布在人工夯筑的两个土包之上，墓葬顺着土包横向排列，土包上竖立木桩祭祀，周围分布有围墓沟。这种以围墓沟及夯土式坟丘相结合的茔区组合形式，表明一个土包可能属于一个家族的坟丘，几个坟丘组成氏族公共墓地［35］。
大华中庄墓地于1983年进行发掘，揭露卡约文化墓葬117座、祭祀坑2座。墓地盛行二次扰乱葬，扰乱方式是同时对多墓进行扰乱，扰乱时或回填后还在墓口焚烧柴草进行祭祀，故此在墓口处都遗留有成堆的厚5厘米左右的草木灰烬。有的墓葬如M6、M39除了墓口存在烧灰外，还放置有数块河卵石。这种灰烬与石块的存在正好成为发掘者判断墓葬的识别方法之一，正如简报所言“凡具有灰层和石块的地方一般都是墓葬的墓口”［36］，这些石块就是墓葬完成埋葬后设置的地表标志，占比1.7％。
上半主洼墓地于1990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卡约文化墓葬62座［37］，其中，立石标志墓1座，占比1.61％。在M8的墓口围有大石块，石块下就是墓葬开口，这种在墓口竖立或者堆放石块的现象在卡约文化中很常见，应是墓上标志的范畴。
沙井文化的墓葬材料有甘肃永登县榆树沟，永昌县蛤蟆墩［38］、西岗、柴湾岗、尚家沟等地，累计发掘墓葬600余座。从有关报道得知，在永昌蛤蟆墩、西岗、柴湾岗等地发现的墓葬仅有少数陶器出土，且多置于墓口［39］；永昌尚家沟发掘的沙井文化墓葬中，也有墓口顶端边沿上埋葬陶器的现象［40］。受资料刊布情况的影响，这里着重分析永昌西岗、柴湾岗两处墓地的发现情况。
西岗墓地位于三角城以东310米处，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历经1979—1981年的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沙井文化墓葬452座、祭祀坑4个、窖穴1个［41］。其中，在15座墓葬墓坑头端的口沿上发现有放置陶器的现象，占墓葬总数的3.32％，占随葬有陶器墓葬总数（65座）的23.08％。放置陶器的数量多为1件，器类以双耳大口罐、双耳壶为主。
柴湾岗墓地位于三角城以东约800米处，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1981年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沙井文化墓葬113座、灰坑2个、房址2座［42］。其中，在10座墓葬墓坑头端的口沿上发现有放置陶器的现象，占墓葬总数的8.85％，占随葬有陶器墓葬总数（20座）的50％。放置陶器的数量与器类与西岗墓地基本相同。
沙井文化的上述两处墓地盛行墓口放置陶器的现象也可能是先民在墓葬完成后实施祭祀行为的遗留，这些陶罐在后续墓地埋葬过程中也起到了标志的作用。
寺洼文化的墓葬材料主要见于甘肃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临潭磨沟、庄浪徐家碾及柳家村等地。涉及墓上标志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栏桥墓地清理墓葬9座，其中5座墓葬填土中发现少量青、白色的天然石块，位置不固定，长宽约20～40、厚10厘米。这些石块可能是有意放入的［43］。结合墓葬排列、盛行二次扰乱葬的情况看，墓葬填土中的天然石块应属于墓上标志的遗留，占比55.56％。
九站遗址发掘墓葬80座，包括竖穴土坑墓79座、洞室墓1座，发掘者从整个墓地布局推测“当时在墓上可能有某种标志物”。检索发掘报告发现，M72墓口东北端生土平台上就放置有马鞍口双耳罐、残陶罐各1件（图四）［44］，亦可说明该墓地原设置有墓上标志，后期祭祀时也有在墓口放置陶器的习俗，占比1.25％。
徐家碾墓地发掘墓葬102座，包括二次葬50座、仰身直肢葬31座、俯身直肢葬2座、仰身直肢和迁骨合葬1座、葬式不明18座。这批墓葬排列整齐，仅有2座墓葬有打破关系，明显是经过有序规划的。发掘报告统计，有25座墓葬内发现石块，这中间还包括19座二次葬、5座仰身直肢葬以及1座葬式不明的墓葬，报告撰写者认为这种葬俗“是属于石棺葬的一种孑遗现象”［45］。从不同葬式墓葬出土石块的统计情况看，二次葬中出土石块的现象占墓葬总数的18.63％，在二次葬中占比38％；仰身直肢葬中出土石块的现象占墓葬总数的4.90％，在仰身直肢葬中占比16.13％，可见二次葬墓葬中发现石块的现象明显高于一次葬。剔除二次葬中将石块规矩放置于二层台和墓穴底部的6座墓葬外，还有13座墓葬填土内发现有石块，这些石块有部分可能就是原地面的墓上标志，在二次葬时被填入墓内的，占比约12.75％。
东灰山遗址发掘有249座竖穴土坑墓，其中有10座墓葬填土中发现大量砾石或砂石［46］，结合此墓地盛行二次扰乱葬的情况看，这些砾石或砂石可能为墓上标志，在完成二次扰乱葬仪后将其填入墓内，占比4.02％。
干骨崖墓地发掘有墓葬107座，可分为早、晚两期，发掘者“根据早期墓葬鲜有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推测当时在地表有可能设置了某种墓上标志。由于时间推移，随着早期墓葬的地面标志被破坏，遂不断造成晚期墓对早期墓的破坏”［47］。检索发掘报告后发现，该墓地确认2座墓葬有墓上封土积石遗迹（即坟丘），此外排除发掘确认的积石墓外，还有7座葬式为二次葬的墓葬在墓口附近或墓葬上部填土内发现有散乱分布的砾石，这些砾石的长度为10～50厘米不等，应为墓葬的地面标志，只是完成二次葬后多被填入了墓内，占比约8.41％。
根据前文对甘青地区各个时段墓葬材料的梳理，发现该区域的墓葬流行设置墓上标志，主要可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墓葬完成埋葬后设立的地表标志，包括墓口竖立的石块、木桩和垒筑的坟丘；第二类是后续祭祀活动中先民在地表对有墓上标志的墓葬祭祀时的遗留物，墓上标志在后期破坏后，这些遗留物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标志的作用，这类标志主要体现为在墓口放置的陶器。其中，竖立木桩作为墓上标志的现象仅在苏志苹果园卡约文化墓地发现1例，在此不做进一步讨论。下面就立石、垒筑坟丘和陈放陶器三种墓上标志迹象作以时空考察。
在墓葬地表摆放或竖立石块作为标志，应为史前时期最常见的墓上标志形式。从甘青地区的墓葬材料看，在年代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同德宗日墓地中，此类标志形式已比较盛行。半山—马厂类型时期，尽管未见有关报道，但从立石为标志的便捷性看，这一时期排列整齐、规划有序的墓地，如同德宗日、乐都柳湾等非常有可能仍主要是依靠立石为标志来识别墓葬位置，从而完成墓地的空间规划。齐家文化时期，在洮河流域的临潭磨沟墓地比较盛行，占比达19.64％以上。进入青铜时代，甘肃的寺洼文化及甘青交界的辛店文化都以立石作为主要的墓上标志形式，栏桥墓地占比达55.56％，徐家碾墓地占比约12.75％。而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的四坝文化、青海的卡约文化则只有零星发现。
在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现我国最早的坟丘遗存，且该墓地以坟丘作为墓葬的地表标志已不是孤例，表明坟丘至迟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末期已渐趋普遍，或已超越了坟丘起源的初始阶段［48］。从发掘情况看，磨沟墓地的坟丘主要是利用无法回填的剩余土方堆聚而成，其目的是解决掘出土方的堆放问题。整个墓地墓葬排列较为整齐，有坟丘墓葬和无坟丘墓葬在墓葬规格、随葬品等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表明此时的坟丘尚未出现等级差异。进入青铜时代，甘肃境内的辛店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均发现有少量坟丘遗存，在坟丘一侧还放置有成排的鹅卵石或者砾石进行标记；青海境内的卡约文化也有少量坟丘发现，该区域的坟丘发生了一些变化，先夯土垒筑坟丘，后在坟丘上规划墓葬并竖立木桩作为标志，且周围还营建围墓沟作为区分坟丘的界限，每座坟丘可能代表一个家族墓地，邻近分布的数个坟丘则共同组成氏族的公共墓地，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家族观念的增强。
祭祀活动后在墓口陈放的陶器，在后续的墓地规划中就成了识别墓葬位置的一种标志。目前发现的实例表明，此现状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时期就已出现，红古下海石马厂类型墓地占比已达12.12％，鸳鸯池墓地也有发现。齐家文化时期，大何庄墓地流行在墓口脚端放置陶器，占总数的12.2%；秦魏家墓地也有少量发现。卡约文化的潘家梁墓地流行在墓口放置四耳大罐，下半主洼墓地少数放置大陶罐。沙井文化蛤蟆墩、西岗、柴湾岗、尚家沟墓地都有墓口放置陶器的习俗，以双耳大口罐和双耳壶较常见；西岗和柴湾岗墓地的统计分析表明，尽管墓口放置陶器的墓葬在墓地的墓葬总数中占比不高（3.32％、8.85％），但在出土陶器的墓葬总数中，占比却高达23.08％和50％。寺洼文化仅合水九站墓地有零星发现。能够准确的看出，以陶器作为墓葬标志的习俗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时期就已出现，齐家文化时期比例有所增加，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流行于甘肃中部。进入青铜时代，这种习俗似乎被卡约文化以及稍后的沙井文化继承，在青海东部的卡约文化墓地、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墓地都盛行墓口放置陶器，而东部地区则很少发现。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磨沟墓地齐家文化时期的坟丘内也发现有放置陶器的现象，因此，上述实例中也不排除部分陶器可能为坟丘内的遗物。
总体来看，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时期，盛行立石为标志，可能并非墓上标志起源的最初阶段。半山—马厂类型时期，除继续流行立石外，还出现了在地表放置陶器作为标志的现象，从相关研究情况看，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坟丘［49］，但至今未发现实物遗存。到齐家文化时期，立石、放置陶器和垒筑坟丘作为墓葬地表标志的现象并存，且坟丘在洮河流域齐家文化末期已相当普遍，其出现时代可能更早。进入青铜时代，墓上标志的三种传统得以延续，垒筑坟丘的习俗可能被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继承并得以发展，卡约文化则依托坟丘形成了家族茔地；放置陶器的习俗被卡约文化、沙井文化延续，相当盛行，向西影响拓展至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则基本不见。
史前时期的墓上标志并非仅发现于甘青地区，在湖北白狮湾大溪文化晚期墓葬［50］、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新石器时代合葬墓［51］也发现有竖立石块作为标志的现象，结合考古发现的大量排列整齐、规划有序的史前墓地来看，在墓葬地表设置标志的根本原因是为识别墓葬的空间位置，便于墓地的规划和后期墓葬的埋入，因为合葬墓的先民不可能同一时间死亡，数量众多且排列整齐的公共墓地的形成也并非朝夕就能完成，所以依靠地表标志来辨识墓葬位置进而完成墓地规划就有了可行性。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之所以流行设立墓上标志，极大可能是与该区域盛行二次扰乱葬的埋葬习俗有关。陈洪海根据甘青地区墓葬出土的现象分析，对二次扰乱葬的尸骨处理次序进行了推测：正常埋葬→设置墓上标志→二次开挖对尸骨做处理→二次掩埋［52］，可见设置墓上标志应是完成这一葬俗的一个重要环节。上述发现墓葬标志的墓葬多为二次扰乱葬亦可说明。
［1］《周易·系辞下》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参见〔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页，中华书局，1980年。
［2］《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檀弓上第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5页。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6期。
［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
［6］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乐都县脑庄发现马家窑类型墓》，《考古》1981年第6期。
［7］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8］陈洪海：《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中的二次扰乱葬辨析》，《考古》2006年第1期。
［1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赵建龙等主编：《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33～164、17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3］转引自吴汝祚：《甘肃鸳鸯池和土谷台两墓地的初步剖析》，《考古》1990年第1期。
［14］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第10～16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5］钱耀鹏：《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有关问题——从磨沟墓地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406～43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7］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b.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甘肃临夏秦魏家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64年第6期。
［19］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
［20］钱耀鹏：《解剖性发掘及其聚落考古研究意义》，《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21］《临潭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古墓地面性标志——封土堆是迄今考古界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上封土》，《兰州晨报》2009年12月4日第A05版。
［2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第170～233页。
［23］钱耀鹏：《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有关问题——从磨沟墓地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406～430页。
［24］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第80～121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后收入李水城著：《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第58～105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25］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二卷，第493～5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后收入李水城著：《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第128～153页。
［26］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第153～165页。
［27］张学正等：《辛店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第122～152页。
［28］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2，第118～12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29］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第166～203页。
［30］“洮沙四时定”名称见于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第7页，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年。
［3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实习组：《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3期。
［3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民和核桃庄》，第271～27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近十年考古工作的收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329～332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8集，第28～86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35］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编：《中亚学刊》第1辑，第3～22页，中华书局，1983年。
［36］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3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化隆县上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考古》1998年第1期。
［3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319～320页。
［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7～1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4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113～186页。
［4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1987年第8期。
［44］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第340～460页，科学出版社，1997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第15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98～118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4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酒泉干骨崖》，第239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48］钱耀鹏：《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有关问题——从磨沟墓地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406～430页。
［49］钱耀鹏：《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有关问题——从磨沟墓地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406～430页。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程坝区白狮湾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
［5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作者：孙治刚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3年第1期）
